中国好声音》所呈现的运作模式，未来将会是媒体产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在我们济南乃至山东即将举办十艺节之际，深入思考“好声音”带来的种种启发确有必要———
9月30日，适逢中秋之夜，第一季由浙江卫视和星空华文传媒灿星制作联合打造的《中国好声音》的大幕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落下。伴随着高收视率、高关注度、高话题度，《中国好声音》在中国的初次亮相给观众带来了惊喜，但节目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在创意产业的突破与发展、文化产业完整链条的打造等等各方面都带来深刻启示。对于这些启示的研读，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节目本身更为重要。而本报记者曾经应邀参加了其开幕仪式、四场导师终极考核及澳门演唱会等多项活动，更是对其员工敬业精神、工作组织能力及团队的合作精神有较为深切的感受。“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并不意外。
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月，最火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恐怕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好声音》。据来自腾讯电视的数据称，共有13亿人次通过网络观看了比赛，17518万人次在网上搜索，其决赛15秒广告价格更是达到116万元，创下中国广告价格之最。有人将国庆档电影票房的走低也归结为是“好声音”分流了观众，甚至有人称其应该晚结束一周，否则就会有更多人选择留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是外出游玩造成高速拥堵。《中国好声音》给日渐式微的选秀节目和电视综艺节目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无数次被人赞誉为“近年来最值得期待”的电视节目；而其完善的产业链条更是令好声音成为“好生意”，仅仅是其催生的彩铃市场据称就达3.2亿元。在刚刚过去的中秋之夜，它终于落下帷幕。但正如其节目制作单位、星空华文传媒总裁田明所言，“从节目的角度看，今天是结束；从品牌的角度看，今天是开始。”“好声音”的节目已经落幕，但其影响还远远没有落幕，它可以给电视娱乐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众多启示和思考。记者连日来就这一话题采访了节目制作方及省市有关专家。
节目模式、行业前景、年青一代，“好声音”引发文化产业全面思考反思《中国好声音》成功模式的不仅是其他局外者，作为节目制作方也在冷静思考。灿星公司最初并没有预料到“好声音”能够这么火。作为制作方，为了这个品牌能有长效的发展力，他们自身也在做着总结与思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其宣传总监陆伟这样总结了好声音引发的三大反思：
用资本运作的方式看待电视节目，这是好声音带给业内的第一个启示。
有人将今年的《中国好声音》和2005年轰动全国的《超级女声》做对比，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好声音》除了在节目形式上引进了荷兰原版的《TheVoice》，更注重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开发和在整个音乐产业链上的布局，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好声音》做了一笔“中国好生意”。
在文化产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何从产业、资本的角度去做文化，将文化做大做强，是整个文化领域都在思考的问题。这其中不仅缺少产业化的思路，也缺少既懂文化又懂资本的操盘手。《中国好声音》在这个方面无疑开创了一种可能性。在电视这个领域里，海外的成功经验早已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做出了成绩，以《 TheVoice》为例，它在英美市场上不仅吸引了广告主的赞助，同时也通过与Itunes的合作，将在电视荧屏里即时呈现的音乐与线上的销售挂钩，获得更丰富的经济效益。来到中国，《中国好声音》在拥有多个赞助商的同时，也与中国移动签署了彩铃分成协议，学员在节目中演唱的歌曲，同时可以通过彩铃下载。另外，制作公司也与中国移动联合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为学员的后续发展保驾护航，这被看做是国外版权模式的一次本土化创新。
用资本运作的方式看待一档电视节目，通过合作经营、资源置换、协议分成甚至股份互持等方式极大地整合各种资源，以此形成合力发挥巨大能量，这应该被看做是《中国好声音》的命脉所在。对此，《中国好声音》的幕后推手，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李怀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产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内容策划、制作、播出、广告经营、后开发等环节需要无缝配合。
其次，产业链整合的力量引发文化产业从业者们的思考。
早在《中国好声音》于今年 6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陆伟就曾经做出过判断：一档电视节目不可能彻底改变一个行业的面貌，我们关心的是节目能为行业做一些什么事情。
音乐产业中的主体——— 唱片公司、演出公司、经纪公司长期以来都处在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各自力量的薄弱，不仅让它们在面临互联网冲击的时候显得毫无还手之力，也让它们无力通过整合产业链释放出行业潜在的能量。《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那英、刘欢、杨坤和庾澄庆通过节目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对原版模式和运作团队的认可，四人加盟了节目，而他们在节目中对学员的选择不仅代表了个人对音乐价值的判断，也影响了公众的音乐喜好，将好的音乐推广给更多人，将如何欣赏好音乐介绍给普罗大众，这本身就是对音乐的传承与发扬。尤其是刘欢在学员袁娅维离开舞台时对于原创流行音乐细分市场的一段讲话，也只有在真正主流的强势平台上才能得以最广泛而有效的传播。
第三，“草莓一代”通过节目证明年轻人的全面崛起。
一个是21岁的男孩，一个是20岁的女孩，9月30日《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巅峰之夜，属于两个 90后的年轻人———梁博和吴莫愁。这是中国第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将最后的荣誉交付到90后的年轻人手里，也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了中国被称为“草莓一代”的80、90后年轻人的真情实感。如果说节目的创新和对行业的启发是节目组有备而来的话，那么《中国好声音》对不同年龄阶层人群沟通和互相理解带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其效果则让节目组出乎意料。
有人认为90后的年轻人性格强烈，行事夸张，但梁博的身上却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重。如果说梁博代表着90后沉稳的一面，那么吴莫愁的特立独行则代表着90后突破传统的勇气。一位网友这样说道，很多人对 90后的不理解源于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当他们看到舞台上年轻人的努力拼搏，这种成见自然会渐渐消失。人们开始理解这些孩子，也欣赏90后为了梦想付出的努力，从而喜欢他们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歌声，这就是沟通的价值。
创新能力仍是我们最大的尴尬，现阶段创意产业要正视差距，从借鉴克隆到联合开发，要创造出自己的电视模式“好声音”节目样式最初是在荷兰首创，在美国等多个国家试水后被引进到中国。其购买版权的费用很低，只有区区两三百万。最初灿星公司看中的是另一个节目《X元素》，但因下手较晚该节目被别的电视台抢先一步，退而求其次才选中的“好声音”。在这种背景下，今天“好声音”取得了巨大成功，更能够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思考。
山东广播电视台品牌创意中心电视剧节目研发部主任刘何雁介绍，现阶段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电视娱乐产业，首先要面对现实、正视差距、敢于借鉴，“比如汽车产业，我们学习使用先进国家的技术似乎没有问题；但要是创意产业，说到完全学习、克隆别人的先进经验，似乎就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其实失之偏颇”。他表示，国外有专业公司专门研究创意电视节目的研发，而国内虽然很多电视台也有类似的研发部门，但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人员、制度去保证它真正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面对国外已经很成熟的节目样式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借鉴。“要发展原创的方向是对的，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并不是不能模仿甚至克隆。尽管购买别人的版权，合同中会对很多细节有严格的设置，不能随意改动，但一个节目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改变，这个改变的空间其实已经很大，已经足够我们做很多文章。《中国好声音》就是不动声色地加入了很多符合中国人情感的元素，令观众更加认同。”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教授田川流同样表示，“照抄”的形式有争议，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如果该节目样式已经成熟，我们完全可以依样模仿，“只要适当加入中国的情感和元素”。“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应该允许探讨，并给制作者足够的时间进行提高”。
刘何雁介绍，引进国外成熟成功的娱乐节目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完全照抄，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等，就是他们早年在广东看到国外的节目后照搬进来的，山东台同时期也做过类似的尝试；第二是购买版权阶段《中国好声音》就是个代表，这类节目通常都有详细的产品说明书，从情节设计、现场灯光、音乐舞美，到制作规范、营销流程，有多达上百页的详细说明和严格规定。其中既有科学的节目制作程序，也有成熟的市场开发模式，这些都是当下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的短板；第三就是联合开发、同步上市阶段，这当然是最佳合作方式。“我们现在还处在第二个阶段，正努力向第三个阶段进步。”
济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副总监田园表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证明国内卫视已经进入高投入、高质量、高收视率然后带来高产出的时代。“这种运作模式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专业的播出平台，二是专业的制作团队，因此对城市电视台来说，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对我们来说学习的重点更应该是其灯光、舞美、环节设计等具体操作手段。”
田园表示，从《中国好声音》来看，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电视人最大的尴尬，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版权购买的模仿时代。《花儿朵朵》、《中国达人秀》、《欢乐合唱团》、《生存大挑战》……这些节目无一不是在模仿国外。田园也用汽车业做了类比。“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电视产业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也是个必然的阶段。就像是汽车制造，必然要先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然后再谋求自己的突破与原创。”
从节目的角度看，今天是结束，从品牌的角度看，今天是开始；“好声音”也有遗憾，品牌维护最重要。灿星总裁田明坦言自己也对《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略抱遗憾”：缺憾一是《中国好声音》的模式不是原创的，是从海外引进的；缺憾二是《中国好声音》中的音乐不是原创的，是翻唱经典歌曲。针对这两点，他表示了自己的期望：“灿星制作有许多大型节目的制作经验，但成功的节目都是引进国外的先进节目，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创造出自己原创的电视模式，证明中国的节目也可以引领国际，而我们也要做更多原创的音乐，希望我们可以带领中国原创走向世界。”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电视节目制作人，田明深知维护一个品牌比创造一个品牌更艰难。他直言：“从节目的角度看，今天是结束；从品牌的角度看，今天是开始。”正因如此，灿星公司已经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拉长后续产业链条的计划，包括国内、国际巡演、为选手推出唱片、线上线下互动等等。
田园也表示，电视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产业，维护一个品牌不容易。曾经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后来也悄无声息，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观众有着“喜新厌旧”和挑剔的本能；另一方面，也和有关团队品牌维护的能力不强有关。“很多节目经常恶意炒作，本来是一个励志的、健康向上的节目，往往很快就陷入炒作的泥潭，这样不仅伤害观众，也伤害了选手，更伤害了节目自身。”
模式很重要，执行力更重要，不同的人去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未来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大的传播平台、小的内容生产者”《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还带来一个最大的启示，那就是同样的节目创意，不同的人去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刘何雁说，“模式很关键，但执行到什么程度更关键。与‘好声音’同一时期的相同创意还有很多，甚至因此还产生了一些纠纷，但只有‘好声音’成功了。当时灿星团队想购买而未能成功的《X元素》，被别的电视台捷足先登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这充分说明人的因素在一个节目中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是，未来的创意产业发展方向，一定是“大的传播平台、小的内容生产者”。灿星公司的老总田明原来在东方卫视工作，在体制内他并没有推出多么成功的节目。艺术创意类文化产业都是个人化的东西，而体制的核心就是分配，因此在体制内进行大的创意更难。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创意公司的发展趋势是从国有到集体、再到私营、最后到个人工作室。“制播分离”也是田川流教授为“好声音”总结出的第一个“制胜法宝”。“‘好声音’是国有播出平台与民营制作团队有机结合的很好的范本，有着典型意义，值得类似大型节目制作和文化产业形态学习。”他说，类似的制播分离的形式在我国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实践，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真正实现。这种被国外证明了的先进的合作样式再次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田川流介绍，目前国有的演艺团体很少有能够“赚钱”的，能够实现较好经济收益的文化公司无一不是民营，如“印象”系列、杭州宋城集团、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等等。“体制与民营必须寻找一个有机的对接方式。”
市场化运作、国际化视野、娱乐性本质—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三个元素在田川流教授看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离不开三个方面的核心，那就是市场化运作、国际化运作机制、娱乐性本质。“这对我们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启发。”
他表示，“好声音”的操作模式无论是对浙江卫视、民营团体还是对导师本人，对每个实体都是公平的，可谓一荣俱荣，这是真正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把每一方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地进行了调动与鼓舞。
同时，田川流指出，无论做什么节目，都应把眼光放长远，要有国际化的定位与世界性的视野，引进国际化的运作机制。尤其艺术是跨文化的，谁的眼光更开阔谁就能占得先机。
节目主打娱乐性，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元素之一。“艺术文化应该宽容，不能强求主旋律，应该允许受众自由选择。梁博凭借摇滚赢得了观众青睐，平安所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同样获得喝彩，观众并不排斥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感，只要别过于刻意。”
他说，《中国好声音》所呈现的运作模式，未来将会是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产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发展文化产业理应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在我们马上要举办十艺节之际，深入思考‘好声音’带来的种种有益启发确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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